记者赵晗

　　一些孩子的成长道路注定要比同龄人曲折。锐锐(未成年人，化名)便是这样，来不及问“为什么”，就要开始适应变故。

　　2014年，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锐锐不得不离开父母，成为北京“教育控人”政策之下难以计数的非京籍返乡学童中的一员。一个学期过去了，锐锐已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留守儿童。

　　2015年1月的一个周一早上，锐锐的舅舅开车从村里出发，送他去县里的寄宿中学。路过最后一个岔口，路牌上右转方向写着“北京”。一路上没有出声的孩子对妈妈说：“咱们开回北京吧。”

　　锐锐妈眼圈红了。锐锐用胳膊挡住眼睛，表情还是微笑，眼中却流下泪水。

　　“他从小就这样，哭也不让我看见，怕我担心。”锐锐妈说。

　　锐锐妈来京21年，结婚生子，如今有了稳定的职业，也买了房，却不是“北京人”。锐锐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也没有北京户口。回河北老家前，他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名校的分校读初一。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明文规定下，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曾向媒体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从“以房控人”到“以业控人”再到“以水控人”，新政策不断出击。由此衍生的“教育控人”在2014年登峰造极，以往已渐趋宽松的外地户籍常住人口子女入学政策骤然收紧。

　　2014年4月18日，北京市教委下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要求非京籍适龄儿童，若想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需提交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的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监护条件证明(俗称“五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

　　至于“五证”之外的“相关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统一规定，由各区县自行解释。于是，在2014年的升学季，许多非京籍家长不得不为区县政府额外要求的材料不停地奔走。以朝阳区为例，除“五证”外，一些家长在递交申请材料时，还被政府工作人员要求出具在居住区县连续缴纳社保的证明。通州区则要求家长缴纳社保的地点必须“在我区”。在很多非京籍家长看来，这些附加要求就是故意刁难人。

　　新的升学季又将拉开序幕。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1月24日表示，2015年北京将对非京籍适龄儿童的入学出台统一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完善“五证”细则，各区县政策的差距可能缩小。具体方案尚未公布。缩小的方向，究竟是统一放宽非京籍儿童入学的条件还是统一收紧?线联平没有具体说明。

　　一个学期马上过去了，“教育控人”效果如何?

　　离京的多数只是孩子

　　非京籍在京升学，如今堪称“史上最难”。受到波及的不仅有农贸市场小商贩子女这类传统概念中的非京籍，也有诸如锐锐这样的京城白领子女。

　　在义务教育阶段，“五证”缺一不可的入学规定，使得父母没能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非京籍孩子，在京上学无望;而在“务工地与居住地一致”等细则的苛求下，部分拥有稳定工作的非京籍家长，也未能通过资格审核。根据北京“异地高考”政策，高中阶段的升学也遇到瓶颈。非京籍学生的中考受到限制。考生无法报考普通高中，只能报考中职类学校，以往在北京高中借读的路径也被堵死。

　　入学就读门槛抬高后，控人效果立竿见影。以“幼升小”为例，北京市教委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5月27日，参加信息采集、获得入学资格的非京籍儿童仅有58274人，不到总采集人数的38%，同比下降超过7%。

　　2014年6月，学校召开家长会“传达精神”：非京籍学生在京升学无望，请家长早做准备。锐锐的家庭支付不起国际班的高昂学费，锐锐妈琢磨了一切可以留京读书的途径，发现除了回老家，别无出路。

　　“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锐锐妈说，“锐锐一直以为自己是北京人，对于老家没有概念。”

　　难以放弃北京的工作和收入，锐锐妈并不能跟孩子一同返乡。“老家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我回去也没有事情可做。”老家亲戚不多，老人无力照料，只能让孩子寄宿。

　　2014年暑假，锐锐在北京过完了13岁生日，便离开北京，直接进入老家定州一所7000人的寄宿制初中。

　　锐锐原北京学校的班主任陈老师给财新记者计算，班上原先有37名同学，2014年9月走了11人，2015年第一学期后，还有近10名同学即将离开，剩下的三四个非京籍学生打算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走了一半多，我们肯定要合班”。

　　不过，陈老师发现，鲜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回到老家的。据北京朝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统计，2014年以来，这所学校85%的外地学生回老家当留守儿童，多数选择寄宿制学校;全家整体迁出北京的“几乎没有”。

　　这所学校一位返乡学生小梅的父母在北京当挤奶工。他们介绍，回到老家后，寄宿费和生活费可能要比在北京的花费还高，“我们必须留京打工挣钱，老家只剩老人和孩子，没有事做。”

　　唐女士和丈夫来自山西省繁峙县的深山，“专干北京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来京十多年的唐女士说：“已经回不去老家了。”

　　夫妇二人决定，就算让读小学的孩子在京辍学，也不送回去当留守儿童。唐女士说，上次回老家，她发现乡里小学只有三个学生。“他们在草垛上坐着没事干，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也这样。”她还告诉财新记者：“乡领导说了，别让孩子回来，留守就是制造犯罪分子。”

　　也不是所有不具备资格的非京籍孩子都返乡留守。2014年5月，八名非京籍初三学生委托父母向海淀区法院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教委“剥夺八名原告在京报名参加普通考试的行为”，认为教委应依法接受原告在京报考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

　　诉讼结果并不如意。一审败诉后，两名学生回到老家读高中，其他学生仍留京读国际班准备出国。参与诉讼的章女士家境殷实，高中升学无望后，把女儿送到了国际班，一个学期至少13万元。不过，章女士告诉财新记者：“女儿很喜欢国际班的学习环境，因祸得福。”

　　父母的无奈

　　“我很不适应，成了留守爸爸和留守丈夫。”张先生对财新记者叹息。40岁出头的张先生，1991年从山东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IT公司，一步步升入公司管理层。他的妻子也在IT行业任职管理工作，不过二人仍是非京籍。

　　一开始张先生对北京户口并不是太上心。“我大学毕业后，认为国家发展会取消或淡化户籍歧视。心想等我们孩子上学的时候，就没有户籍限制了。”

　　张先生介绍，他们公司总部有两三千人，其中80%是外地户籍，而每年的户口指标只有七八个。“我因为不是应届毕业生，他们就把我打入万丈深渊。”

　　在渐渐看到非京籍孩子升学无望后，张先生打探到另一条路：去北京隔壁的天津买个蓝印户口，至少可以让女儿去天津读书。

　　所谓“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乎正式户口和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封皮和印章均为蓝色而得名。过去，只要在天津购买一手新房，一次性付款，持蓝印户口者即可享受与本地常住户口同等待遇，包括子女在当地读书。

　　2013年1月，张先生“东拼西凑了一百万”，在天津买了一处房子，得到了蓝印户口。

　　这个“户口”终于在2014年8月派上了用场。学校开家长会，告知除非想读职高，否则非京籍孩子“不走不行”。

　　张先生的女儿即将升读初三。“怎么都得彻底荒废一个人，要么荒废孩子，要么荒废大人。”最终，张氏夫妇决定“荒废”张太太。任职公司主任的她，辞去职务，“啥也没有了”，和女儿搬去天津。孩子在天津读书，一个学年8000元学费。

　　张先生的一些朋友“下手晚了”：天津市蓝印户口政策于2014年中取消。

　　虽然不适应，张先生一家一两个月仍可团聚一次。张先生的妹妹一家则没有这么走运。张先生的妹妹和妹夫没有读过多少书，在北京的一个早市卖菜。“早市后来也拆了，他们没有经营场地了，不知道日子怎么继续。”

　　一得知无法在京升学，张先生上初一的外甥很快被送回山东老家。然而，转学的过程中办理学籍出现问题，没有学籍就没有宿舍。学校每天晚上9点放学，由张先生70多岁的父母从十几公里外接孩子回家。

　　悲剧发生在2014年中秋节当晚。老父母在没有路灯的学校门口被一辆车撞倒，肇事车辆逃逸。车祸使得老母亲左上臂断两节，老父亲左小腿断三节，打了六颗钉，缝合24针。

　　比起张先生外甥这样家乡更为遥远的孩子，锐锐也算是幸运，毕竟定州距北京不到300公里。但学校规定，寄宿生每三周放一次月假，其他时间不能出入校门，不能使用手机，家长不能探访。

　　为了每三周看儿子一眼，锐锐妈要请周五和周一的假。放月假时，学生周五上午可以由父母接回家。所以每个周五，锐锐妈要凌晨3点多起床，在北京西站赶4点50分的火车去定州。这样差不多可以在9点多接到锐锐。

　　北京到定州最佳的自驾路线是京石高速公路。然而，2014年下半年京石高速封闭修路，只能绕道京昆高速。锐锐的爸爸工作很忙，往往赶不上月假去看他。有一次开车走京昆高速，往返花了12个小时，只和锐锐隔着校门的铁栅栏见了20分钟，其中10分钟用来让锐锐和妈妈通话。

　　教育控人有效吗?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博士告诉财新记者，他的最新研究显示，北京以往的控人政策难达效果。

　　从2010年至今，宋映泉和团队对北京10个区的1867名当时上初一的打工子弟进行追踪调研。2011年8月，北京集中拆除24所打工子弟学校，波及项目中7所学校的370名学生，另外1497名学生的学校未被关闭。

　　这样的政策之下，外地学生和父母是否离开北京?“结果正相反。”宋映泉介绍，学校被关闭的370名学生中，只有8%回到老家读书;学校没有被关闭的学生中，反倒有13%的人返乡读书。

　　调研结果显示，控人政策明显使打工子弟更早流入劳动力市场。学校被迫关停的学生中，有75.7%选择在京工作，这一比例高出学校未被关停的学生群体8个百分点。

　　“这样的发现令人吃惊。”宋映泉分析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既然读书路彻底断了，索性踏实留京工作”。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反抗的心理”。

　　对于北京从2014年开始更加严厉的“控人政策”，宋映泉并不看好。“恐怕控人达不到效果，反倒制造新的留守儿童。”据他分析，父母坚持留在北京的，经济考虑仍是主因。还有一部分孩子生在北京，“他们已经没有故乡可回。”

　　宋映泉甚至担心，这样的政策从长远看可能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令人担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博士后姚云把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人格发展不健全、学习成绩滑坡、道德发展危机、违法行为趋多。

　　哈佛大学博士HollyMing和BillTsang，在过去十年一直关注中国的打工子弟教育问题。2011年暑假，北京集中关停了大批打工子弟学校。那之后，Holly和Bill所在的研究团队便着手进行“京-乡回流学生”的调研。他们的样本涉及北京和上海的逾千个打工子弟家庭，以及数十名因户籍问题无法在城市读书而返回内蒙古和河北的学生。

　　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于回流初期甚感吃力。他们面临的困难包括学业、人际关系、环境以及文化等方面。其中，独自回流的学生压力更大

　　美国学者桑德拉·派克(SandraPaik)专门研究迁移儿童的教育问题。他撰文指出，迁移严重影响儿童的教育和学习效果。迁移儿童在上学期间，比原籍儿童的辍学率和留级比例更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曾明确指出：“已有确凿的调查显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成绩明显低于走读学生。”

　　调查中的大多数回流学生选择寄宿学校，在生活方式、心态和体力方面都需要重新适应。大部分被访学生表示，老家学校的学习时间比北京更长，休息时间减少。有学生表示“更累，体力要求更高”。而在心理上，回流学生常感到无奈和孤寂。

　　锐锐妈在写给财新记者的一封信中提到她的心疼和顾虑：“数九寒天孩子们要用冰凉的自来水洗脚，得一个月回家时才能洗一次澡;宿舍太冷每天晚上和衣而卧，每天穿三件衣服睡觉，每顿饭都是站着吃，吃得稍慢饭就凉了;有限的吃饭时间，几千个学生拥挤下楼打饭，随时存在踩踏事故隐患……”

　　宋映泉强调，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更有可能成为少年犯，犯罪率也更高。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发，还应努力改变打工父母与子女长期不能共同生活的现状。“如果城市现在不愿意承担成本，那么我们势必要在未来付出代价。”宋映泉说。

　　张先生告诉财新记者，他把遭遇车祸的老父母接到北京治疗后，外甥独自留在老家，没人照顾。前两天从老家传来消息，外甥已和当地“小混混”打成一片。